伊冯娜·里德利：她打开《古兰经》，原本是为了寻找反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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伊冯·里德利成长于英格兰东北部，是达勒姆一名矿工的女儿。皈依伊斯兰以前，她相信上帝，并称自己是实践信仰的基督徒，大约每月去教堂两次。与此同时，她在竞争激烈的英国新闻界建立事业：从地方报纸做起，后来进入《每日镜报》《世界新闻报》和《星期日泰晤士报》等全国性媒体，最终成为《星期日快报》首席记者。她的职业要求她接近现场、质疑成见，也承担追索事实的风险。
2001年9月底，“九一一”事件后仅数周，她乔装进入阿富汗，想报道战争阴影下普通人的生活。她当时四十三岁，也是一位母亲，但记者的冲动压过了风险。在返程途中，她的相机在检查站暴露，塔利班将她扣押十天，先在贾拉拉巴德，后在喀布尔。她后来形容那时的自己恐惧、愤怒而反抗；她并不是去寻找宗教体验。
羁押期间，一名教士问她是否愿意接受伊斯兰。里德利拒绝以囚犯身份作出改变一生的决定，却答应若获释就阅读《古兰经》。她后来坦承，这个承诺是在压力下作出的，当时她愿意说任何可能帮助自己脱身的话。这一区分十分重要：囚禁并不是她皈依的时刻，她也没有把在狱中的待遇当作宗教证据。
回到英国后，她本可以把那个承诺视为随危险结束而失效的话，但她选择兑现。一个职业问题也推动了她：若从未读过穆斯林最核心的经典，如何自信地报道伊斯兰世界？于是她以记者检验主张的方式开始阅读，而不是以已经决定答案的信徒身份进入文本。
她带着对伊斯兰的负面印象翻开经典，尤其关注妇女与暴力。她想知道，新闻和习俗归于宗教的压迫是否真的来自经文本身。阅读随后扩展到辅助书籍和注释。《古兰经》中那些她从基督教传统熟悉的先知，以及公正和人在真主前负责的主题，引起了她的注意。她说，最初的“学术练习”渐渐成为精神旅程。
关键转折在于，这本书没有证实她带来的判决。按照她自己的见证，她看到的是对妇女精神价值和求知权的肯定，而不是她预期要证明的压迫。先知穆罕默德辞朝演说中关于平等的意义也打动了她。她的问题并非被命令压下，而是在亲自比较既有印象与原始文本之后改变了方向。
因此，里德利拒绝用所谓“斯德哥尔摩综合征”解释她的信仰。她并非作医学诊断，而是在反驳一种她认为过于简单的说法：她说自己没有与看守者建立依恋，在狱中拒绝皈依，获释后才自由研究伊斯兰。从羁押到决定相隔约两年。这个间隔正是故事的核心：恐惧产生了承诺，自由中的研读才产生选择。
2003年7月，她在伦敦一所住宅里，在不到五位支持者面前诵念清真言。仪式很私密，发生在她前往海湾地区工作前一天。资料没有公布7月中的确切日期，因此不能虚构。可以确认的是，一项长期形成的信念在那一刻成为明确宣告：只崇拜真主，并追随祂的使者。
家人的反应并不一致。她说，一位姐妹支持她，另一位当时停止与她来往；父亲起初愤怒，后来读到辞朝演说，为其中的平等所触动；母亲则重新走进教堂。这些细节不是把家人写成对手，而是说明她的选择有代价，清真言之后的对话仍在继续。
新的生活落实在实际步骤中：她学习礼拜、戴上头巾、戒酒，后来又在较长的挣扎后戒烟。她说伊斯兰给了她信心和清晰，也把她置于严厉的公共审视之下；许多人开始透过皈依解释她的一切工作与观点。她仍继续从事新闻和公共事务，发展媒体制作，并持续报道和谈论战争、政治与穆斯林社会。
这段经历并没有要求她宣称每个穆斯林都代表伊斯兰，也没有使阿富汗发生的一切都变成善事。改变的是她判断的尺度：她区分经典与信徒行为、囚禁与后来的求索，也区分短暂情绪与在礼拜、习惯、工作和关系中经受检验的信念。因此，“被塔利班俘虏后皈依的记者”过于狭窄，它抹去了真正形成决定的两年。
里德利的故事之所以鼓舞人，是因为她打开《古兰经》不是为了寻求安慰，而是为了检验反对意见。她原有的图像很强，却允许它可能并不完整。当判断改变后，她没有停在思想上的欣赏，而是让选择进入日常生活，并承担家庭和职业上的问题。故事的教训并非恐惧制造信仰，而是人在恐惧之后仍可重新获得自由，公平查验源头，并追随自己认定的真理，即使它推翻最初的预期。
资料来源
Religioscope — Islam: from Taliban captive to Muslim feminist — Interview with Yvonne Ridley · The Guardian — The strange case of the Taliban captive who converted · The Independent — Abu Hamza called me. He was so sweet · Hiba Magazine — Interview with Yvonne Ridley